■ 黄群慧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2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工作任务。全方位扩大内需需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促进消费与投资的更好结合，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既可以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又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对全方位扩大内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1
准确把握“投资于人”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内涵
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投资于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习近平经济思想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要求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
从经济增长理论看，对驱动经济增长的投资而言，存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三类。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是教育投资，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和人口质量最基本的手段。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把更多资源资金用于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一种消费和民生福祉的提升，也是一种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这种人力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扩张的经济增长是扭曲的和不可持续的，只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协调扩张才能保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这正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实践也表明，实现可持续增长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工业化国家，关注更多的是人力资本而非偏重物质资本。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既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民生导向，也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02
充分发挥“投资于人”对消费提振与升级、畅通经济循环的基础作用
当前，我国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是制约扩大内需和经济循环畅通的短板。2023年，我国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7.5%、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4%，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接近30%，而居民消费只占世界居民消费的11.4%。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01年的45.5%降低到2023年的39.1%，分别比美国、德国和日本低28.8、10.8、16.5个百分点，比越南、巴西和墨西哥还分别低15.5、24.2和31.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低，与我国消费能力低和消费意愿弱直接相关，而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和居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比例，无论是纵向历史比较还是横向国际比较，都有待提高。
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力资本占GDP比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带动消费增长0.8个百分点。通过“投资于人”，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消费能力扩大消费总量，还可以破除预防性储蓄的制度约束、充分释放我国消费潜能，推进消费结构向发展型消费提质升级，从而畅通和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循环。为此，一方面，要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持续改善居民收入预期。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展财产性收入渠道、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增收。以增强市场化机制为重点持续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推进人本导向的再分配制度改革，以完善社会组织建设深化第三次分配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三次分配制度的系统性与协同性。针对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纵向和横向对比均偏低的情况，在未来五年力争稳定实现“两个略高”，居民收入增速略高于经济增速、劳动报酬增速略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从而显著提高“两个比重”。“十五五”末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提高到60%左右。
另一方面，要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变化的新形势，加大对人力资本、家庭生育、生活质量等的投资。着力提高居民健康和疾病预防的公共投入，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延长居民预期健康寿命。财政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教育、体育、医疗、养老、育幼、保障性住房等关键领域的投入力度，尤其是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占比，通过合理设置缴费基数、降低缴费区间下限，使更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够被更高质量社保所覆盖，加大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补贴力度，拉平基本养老保险中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差距，以财政资金增加减缓居民医保个人缴费的上涨速度。
03
充分发挥“投资于人”对投资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作用
基于预测，“十五五”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下降速度较“十四五”将加快近0.5个百分点，加快幅度比美国、欧盟同期分别高出0.5、0.4个百分点，较日本高出0.3个百分点；“十六五”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下降速度又将较“十五五”加快近0.7个百分点，加快幅度比美国、欧盟同期分别高出0.6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较日本高出0.2个百分点。我国现在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人口总量减少会导致潜在增长率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力减弱等问题，需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来应对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加深的挑战，以“投资于人”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系统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的升级。“投资于人”对提升投资效率、优化投资结构、发挥投资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贡献率已超过物质资本。未来我国必须持续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劳动力供给质量、推动技术进步，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速度较慢。部分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已对义务教育年限进行了上调，2013年巴西将义务教育年限由8年提高至14年，菲律宾则在2010年将义务教育年限由10年提高至11年，2018年又继续上调至13年。在我国新增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由新增劳动力带动的劳动力整体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作用下降，同时，科技进步使得存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加速折旧。因此，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提升全体公民的科学和文化素质、提高人口发展质量就显得至关重要。
要健全人力资本投资优先的资源配置机制，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提高人力资本，围绕人力资本提高和有效配置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适当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构建全社会终身学习体系。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已近40年，这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更加迫切。因此，现阶段应向前(高中)和向后(学前教育)适当延长义务教育时间，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考核要求。不能以所谓的“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为由，降低学校教育质量和要求，否则只会增加家长负担、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加深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对于延缓存量劳动力的知识折旧速度，可考虑为终身教育提供法律保障，增强终身教育的经费、时间和师资保障，建立和完善社区学习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此外，要着力提高居民健康和疾病预防的公共投入，提高人的身体健康素质，以增加劳动参与率和老年劳动力供给。
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人才激励机制，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推进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参与分配，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物不重人”“重视物质资本不重视人力资本”的分配导向。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以创新创造为导向，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的中长期激励。要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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